资本是公司存续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公司在对外经营活动中的信用基础。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对确保公司责任财产的充实性、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居功甚伟,在我国公司制度起步初期、投资者和经营者法治与伦理观念较弱的背景下,更具合理性。该制度的实质在于,强制股东在设立公司之初缴纳充分的资本,从而起到保护债权人的作用。此种思维可称为“前端控制”模式。
较高的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门槛在主观上是为确保公司的优生优育,强化交易安全,造福债权人;在客观上也有利于阻遏缺乏出资能力的投资者设立资本不足的公司。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本身实有矫枉过正之嫌。
其一,由远离商业生活的立法者或行政机关硬性规定统一标准,实有刻舟求剑之嫌,很难与每个公司的具体行业性质、经营规模、经营风险和实际资本需求状况吻合。因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理念虽好,但合理性、客观性、可行性很难确保。例如,6位股东要成立拥有多家连锁店的商业零售有限公司,只需投入3万元注册资本即可满足法律要求;而要注册同等规模的商业零售股份公司,却需500万元人民币以满足法律要求。在前一情况下,3万元的最低注册资本门槛显然过低,而在后一情况下,500万元的最低注册资本门槛又可能过高。
其二,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非但不足以为债权人提供足够的财力担保,还容易沦为不诚信投资者逃避债务的护身符。现实生活中,某些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其经营活动性质和规模相比显然过低、但符合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门槛的“小马拉大车”现象比比皆是。
其三,过高的最低注册资本门槛将许多社会公众排斥在公司王国之外,不利于量大面广的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不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制度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流动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苛求股东将注册资本一次性全部缴足,容易造成公司设立之初由于公司业务尚未充分展开而面临的资金闲置和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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